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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香港挂牌一句真言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经验理
发布时间: 2019-10-11

  [作者简介]杨英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研究员;郭光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2018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经济赶超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人称奇,并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经济学者争相探讨其成因。本文从要素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以及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谜的论述,并从需求管理、动力来源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

  斯蒂格利茨(2006)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持肯定的看法,认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持久的增长”。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世纪》(Chinese Century)一文,文中认为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第一的姿势进入了2015年,看起来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很多经济学研究者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探究,但至今没有最终定论。连弗里德曼都说,谁要是搞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谁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初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经过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前30年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党的中心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治理模式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答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40年,也不能用后40年否定前30年。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

  在本文中,我们侧重多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期望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启发。

  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赶超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除了东亚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人称奇,造就这种“奇迹般”增长的原因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经济学者争相探讨。这其中,既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的,也有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论述的。从现有文献看,对“中国之谜”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要素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发展市场、政府行为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几个方面。共同点是都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注重突出问题导向和中国特色。

  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假说对应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即人口的年龄结构。发达国家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也正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处于青壮年的时期;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的时期,也正是这个国家人口开始老化的时期。根据Bloom等人(2007)的研究,人口红利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四分之一,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省际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也可以解释1982- 200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

  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与二元经济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二元经济转换要追溯到1954年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理论,该理论后来发展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发展中经济需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存在剩余劳动力,城乡市场不统一,形成“二元结构”;第二个阶段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完全吸收,城乡结构统一,社会进入现代经济阶段。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一个很好的描述。

  比如,李培林(2007)认为,中国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个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比率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指标,人口流动频率高代表这个社会充满活力。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把农村从事低端农业劳动的人口带到企业里面做技术工人,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越来越明显。同时,李培林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既能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快城市化,又能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陈宗胜(2009)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率中包含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大贡献,是传统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非农业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投资与GDP 的年均增长率存在显性的正向关系。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全部148个国家(地区)中,1975-201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平均投资占比为21.2,投资贡献了0.9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占全部增长率的五分之一。[3]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增长拉动,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70%左右,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

  一方面,从资金来源看,我们在改革开放前20年有效利用了外资并加速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外资接收国。2001-2008年间出口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30%,而外资贡献了中国出口的一半,仅此一项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5%。虽然1997年之后,外资对中国资本形成的贡献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我国的国民储蓄增长很快,外资数量虽然还在增加但相对于国内的投资总量,其重要性下降。[4]

  另一方面,从投资方向上看,对固定资本投资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动力。李稻葵等(2013)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日益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至2011年上升到67%。[5]丁志国等(2012)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稳定增长对我国GDP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二者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6]

  1953-1978年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同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是,以世界水平观之,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并不低,达到6.5%,即便按照1985年的轻、重工业产品价格重新计算,增速的修正值也达到了4.5%。[7]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是内在统一的。除了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我国从1953年开始,每五年制定一个计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确定目标和发展方向。

  前30年的发展为后40年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从“硬件”方面看,前30年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而又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软件”方面看,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社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奥尔森在其遗著《权力与繁荣》中,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一系列的政治革命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8]此外,人口的迅速增加为中国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出生的数量庞大的人口,因为有社会主义民生政策的保障,大多数都受过初级或者中级的学校教育,相当一部分人还有过在人民公社生活或者劳动的经历,使得他们能较快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管理方式。[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2002)曾指出,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初人力资本的积累远高于同期印度的水平。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外贸易总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世界银行1993年的发展报告《东亚的奇迹》明确地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体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那些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追赶或人均收人持续增长的国家(地区),无不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无论是战后迅速复兴的联邦德国和日本,还是后起之秀“亚洲四小龙”,都得益于这个发展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也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转而采用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并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亚洲制造业围绕着中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组。一方面,中国承接亚洲较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替代它们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从它们那里进口中间产品。另一方面,中国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原材料和其他中间产品,这主要发生在21世纪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从中国承接产业转移,中国向它们出口消费品和中低端中间产品,后者生产低端消费品并向欧美出口。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向中高端产品转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没有被动摇,只是把低端产品让给了东南亚国家。[10]

  2002-2010年间,我国出口对GDP贡献率平均为11.4%,同期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为23. 1%,出口增长引致的增长率为2.6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平均增长率的27. 3%,贡献非常大。[11]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一个经济体达到稳定增长时,人均收入增速应该等于技术进步速度。现在有学者说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已经不到2%,姚洋认为,2%恰恰是技术进步率,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是2%-2.5%,欧洲是1.5%-2%,这符合规律。[12]

  墨尔本大学的James和Jakob(2001)利用1953年至2006年六个堪称“亚洲奇迹”经济体(中国、中国台湾、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的经济数据,考察了研发(R&D)对经济增长的助推程度,并检验了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与数据的一致性。虽然在此之前关于亚洲奇迹的文献将这些国家的成功归因于外部导向、市场友好的政策、教育、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但他们的研究表明,研发增长与研发强度对亚洲奇迹的推动至少与对工业化国家一样重要。并且,亚洲奇迹经济体正处于持续的正增长道路上,目前的研究强度可能比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增长提供更高的增长。研究结果不仅凸显了研发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表明研发对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13]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可能是得不偿失的。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这个国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对成本优势,后者与其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资源禀赋有关。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应该采用资本含量较低的技术。

  林毅夫(2013)就曾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于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与发达国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后发优势。观察中国的贸易构成可以发现,初级产品和服装的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下降,2008年之后分别稳定在10%以下;与此同时,机械和电子产品的份额上升,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导产品。这说明,中国的出口结构一直在提升。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Phelps)在纽约举办的“正青春”论坛中表示,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潜力远超美国,而且这个差距将在未来几年越拉越大。菲尔普斯认为,美国的创新,包括硅谷的创新速度正在下降,而中国却正在上升:“美国正在失去自19世纪以来源自民众最基层的创新精神。文化对于鼓励创新非常重要,如果华尔街的人们可以不依赖任何创新而获得数十亿元的报酬,那对于鼓励人们创新不是一件好事。”“中国需要变得更创新,也一定会更创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群众基础庞大。2018香港挂牌一句真言。而创新本来就是靠最广大的民众而非部分技术精英带来的。”[14]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2016)则指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创新创业的真正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驱动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应该把政策、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的领域。[15]

  制度和政府政策是高度相关的,好的制度是好的政府政策的前提。福格尔(1994)就曾指出:“某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的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当然这一切都已经开始在华南地区发生了。希望能扩展到整个中国,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16]

  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经验的思考:“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一定要有成功的制度。中国有很多制度创新,如价格双轨制、合资企业等。”中国政府相信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每一个十年,它的改革进程都会大幅改变”。[17]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结合对“中国奇迹”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即: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小步快跑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途径;以及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失误造成发展路径偏离最佳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双轨渐进的改革相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利于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转型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赶超战略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的体制和机制的回归。[18]

  汪海波(2019)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把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造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也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根本标尺。[19]

  王永钦、李明(2008)认为,一个国家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依赖于这个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还高度依赖于改革者对于这些结构参数的认识,即是否拥有一种互联的“改革智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转型的最优序列安排。改革的本质并不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了这样一个部门、产业和制度之间调整的序列安排,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中国改革的序列主线索是与市场的成长联系起来的。市场的生成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市场体系的构建具有时序性的特点,市场发育必须和市场培育结合起来。市场发育取决于市场成长内在的因素,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市场的培育能对市场发育的速度和健康状态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如果只有市场发育而没有市场培育,市场的成长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充满震荡与反复。[20] 中国的转型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缺失或者不完美的时候,经过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可以在局部的制度安排中创造出“互联性的市场”来克服它。随着相关的市场发育逐渐成熟,原来的中间组织形式会趋向解体,新的组织形式就会取而代之。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改革的序列安排暗合了上述的原理,将来更进一步的改革也同样有赖于选择合适的序列安排。[21]

  萨缪尔森(1994)曾谈到,“历史已经表明,一个福利国家企图从总体上消除国家的不平等而又不造成社会寅吃卯粮式的虚假富裕,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市场机制既要保持效率,又要保持灵话性,那么一个混合经济的国家就必须设法保持‘适度的混合’”。[22]

  严正峰(2019)论述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逻辑:重新界定产权培育了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才华的市场空间,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得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被激活,市场化的价格改革使得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作用。此外,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制体系、金融体系、税收体系等,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了保障。

  我国的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市场主体上看,所有制结构更趋合理,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24%、 63%和13%;从商品市场上看,多层次、多类别的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组织体系和交易方式初步形成;从要素市场上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连年提高,“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及土地出让金制度、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和出租等措施对助推我国城镇化进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市场运行机制上看,价格机制基本建立,截至2016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完全放开,政府管理价格的比重已不足3%;从体制机制上看,产权制度不断改革完善,商事制度改革和“放管服”改革不断为企业松绑,市场监管等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市场运行更加有序。[23]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客观选择。姚洋(2008)将我们这种主导市场经济的政府概括成一个中性的政府,即经济政策不受社会集团非生产性特征影响的政府。中国改革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24]

  郑有贵(2014)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导因素是,中国的领导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政治保障;构建起平等社会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基础;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保障;政府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及能够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规划,使资源的配置更加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实现。这些因素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25]

  张晖(2011)则认为,“搞对激励”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重新调整激励的历史。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将责、权、利联系起来,目的是增加激励,提高职工的积极性。[26]萨缪尔森(1994)在接受高小勇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从基础的农业开始,引导人们追求利益或利润,这将比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进行股票、债券交易,进行担保和买进卖出要重要得多。”[27]可以说,正是1978年小岗村的“一小步”激发了中国民间的企业家精神。随后,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都是企图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此外,很多学者都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地方政府竞争。其中以张五常的论断影响最大。张五常认为,1989 年之后,中央把经济权力下放到县级政府,导致县与县之间在经济发展上进行激烈竞争。每一个县政府,都像家公司,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长,拼命招商引资,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张军(2006)也认为中国奇迹的出现来自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向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集中的政治权威,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控制权市场”。

  “到底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最终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轨迹的?诺斯和他的朋友们始终没有提供出让我们可以进行这类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布坎南,1994) [28]

  在现实中,意识形态的改变可能是和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我国自1978 年开始的改革历程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变革和改革实践相互作用、交替上升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历程起始于1978年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的共识,改革的大门由此打开。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Phelps)在其著作《大繁荣》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兴盛繁荣取决于这个社会民众是否有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种价值观点燃了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29]

  我们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上了富强道路,也一步步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的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深度对话中表示,叙事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诸如“中国梦”“美国梦”这样的叙述或话语却对市场运行和大众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非常支持“中国梦”的提出,认为这鼓励了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创造性,营造了乐观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席勒认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

  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随的还有中国“崩溃论”,依据是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问题。樊纲(2002)将其归纳为两类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问题,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中国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二是转轨经济问题,与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中国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这两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30]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又面临着“双叠加”,一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性下行与国内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叠加;另一方面,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和内需外需放缓造成的需求侧冲击叠加。在“两类问题”与“双叠加”的压力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但同时也要注重需求管理。余永定、姚洋等学者都建议中国应更好利用财政手段,通过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带动总需求;同时建议增发国债避免流动性过多引发无效投资。

  另一方面,保罗·克鲁格曼201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发表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的演讲,他重点指出目前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消费占比太低,以及土地财政问题很大。不管怎么展望未来,中国的GDP增长未来都是个位数的,这就意味着投资的占比不可能继续这么高,不可能再占到GDP的50%。现在是50%的投资和30%的消费,这个比例应该扭转过来,必须让工人有更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工人们有信心将更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消费。安格斯·斯特沃特·迪顿( Angus Stewart Deaton)则认为 ,在促进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之前,应该首先解决收入的不平等问题。

  从需求侧看,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需求还是通过财政手段搞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需求,都必须高度关注民生领域。一方面,要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提高居民在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消费比重,并致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加大对部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

  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从0到1,美国的创新主要是这种;另一种是从1到N,德国的创新主要是这种(姚洋,2016)。中国两条路都要走,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要走两条路。在创新之路上,德国的创新模式下,其产业的梯度比较完整,整个社会也会由此形成一批稳定的中层阶级。中国不能完全推崇从0到1的创新,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太大,没有中间产业的梯度安排,就业和贫富差距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中国涌现出的世界级企业诸如华为和BAT等会面临无人区问题,要坚持走从0到1的路;而其他大多数企业则争取在从1到N上有所成就。[31]

  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迈克尔·斯彭斯( Andrew Michael Spence,2014)认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无法创造或新增就业岗位,也不会有人口红利,反而会令人头疼。近些年来,中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积极的方面,虽然工资上涨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上涨带来了压力,但这是好事,因为收入上涨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指出,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对私营企业加大补贴,鼓励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只有给农民“赋能”,让他们获得谋生的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2016)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和描述企业和个人运行的经济环境。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政府都对经济环境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政策的性质,包括促进或阻碍自由准入、个人选择、竞争以及资源在不同生产者和地区之间的流动。目前,关键是要从市场准入制度、工商注册制度、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监管体系、社会征信体系、市场化退出机制等方面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

  这里尤其要注意法律体系的构建和运用。一方面,法律体系的关键在于精确性和易于执行;另一方面,正如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认为的那样,应该继续加强法院系统的独立审判,并加强对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1]国家统计局网站.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2019-07-01.

  [2] 李培林.劳动力转移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N].北京商报,2007-8-23.

  [5] 李稻葵,孔睿,伏霖.中国经济高增长融资之谜——国内非中介融资(DNI)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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